第二节 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划分
研究学术流派是研究学术发展的重要方法。但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划分，是后人对前人的研究结果，并非已有固定的学派，由后人来评价。例如，张仲景撰写《伤寒论》一书，既不可能知道被后人奉为经典，更不可能预测以后有数以千计的医家学习和研究他的著作，形成一大学术流派。因此，对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划分就受到研究者认识观点的影响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会产生不同的看法。有关学术流派的争鸣，多年来一直在进行，在学派的形成历史年代与学术流派的如何划分这两个问题上，见解不一，迄今尚没有统一的结论。
一、医学流派形成的年代
对于医学流派的形成年代。zui早提出者莫过于清代纪晓岚，其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?医家类》提出：“儒之门户分于宋，医之门户分于金元”。认为医学不同的学术见解应从金元时代开始，才成为门户之见，虽没有“流派”二字，但后世研究者把门户之见作为流派门户来理解。《中医各家学说》二版全国统编教材在总论中所提及的河间、易水、伤寒、温病四大学派，即是受这一学术观点的影响而提出的。历史上较早进行医学流派研究者，当推民 国时期谢观先生，他曾著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一书，书中明确提出了刘河间学派、李东垣学派、张景岳学派、薛立斋学派、赵献可学派、李士材学派、伤寒学学派等，亦与纪晓岚之论点的影响有关。
我国近代著 名医学理论家任应秋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《中医各家学说》四版全国统编教材中，提出：根据历史发展的史实，突出地叙述了远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洪流中，医学流派的产生便已逐渐兴起，;打破了纪氏“医之门户分于金元”之说，对医学流派产生时代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。
其理由有五：
其一、春秋战国时期，社会制度的变革，以宗族制度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受到家族制度生产关系的冲击，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，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，同时也必然推动了科学的进步。
其二、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出现了学术上的各种流派，形成了“百家争鸣”的学术发展局面，正如范文澜先生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所说：“郑国子产首创法家，齐国孙武创兵家，鲁国孔丘创儒家，重要的学派除了道家，东周后半期都创始了”。汉代初期司马谈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派进行了划分，分为阴阳、儒、道、墨、名、法六个学派。《汉书?艺文志》又把先秦之学分为儒、道、法、阴阳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十家，除了小说家之外的九家，可谓形成了不同的学派。
其三、这一历史时期，科学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诸如天文历算学、地理学、农学、军事学、制器技术、艺术等，都有了一定的进步。在医学领域，既出现了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和、扁鹊等著 名的医学家，而且《黄帝内经》;这样的医学理论已经问世，标志着中医学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，这一理论体系又是以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为指导，有其科学合理的内涵，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，鉴于其不尽完善之处，又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可能，为后世众多的学术流派形成创造了条件。
其四、在汉代以前，根据史料记载，医学的师承授受关系业已存在。在《史记?扁鹊仓公传》中记载有：“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，出入十余年……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。”又云：“扁鹊又使弟 子子阳厉针砭石……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。”表明扁鹊学医于长桑君，其弟 子有子阳、子豹等人。该传中还记载： “太仓公者，……姓淳于氏，名意，……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。”说明淳于意学医于公乘阳庆。此外，该篇还记载淳于意的学生有宋邑、高期、王信、杜信、唐安等人。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师承关系已经形成和存在，就为医学流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。
其五、在这一历史时期，医学领域出现了学术争鸣。例如对“命门”的认识，《内经》与《难经》则不同。《难经?三十六难》云：“脏各有一耳，独肾有两者何也?然，肾两者，非皆肾也，其左者为肾，右者为命门。”提出了命门为右肾的观点。《内经》一书的认识则不然，《灵枢，根结》篇：“太阳根于至阴，结于命门，命门者目也。”《灵枢?卫气篇》亦提出“命门者，目也：，的认识。《素问?阴阳离合论》也云：“太阳根起于至阴，结于命门，命曰阴中之阳。”太阳经之循行，起于至阴，，终于睛明，三家之说均指目而言，有以组织器官称者，有以穴位称者，但均与《难经》大相迳庭。关于“三焦”的认识.《难经?二十五难》明确指出三焦为无形之脏，其云：“心主与三焦为表里.俱有名而无形：”而{灵枢?本输》篇则云：“三焦者，中渎之官，水道出焉。”《灵柩?本藏》篇云：“密理厚皮者，三焦膀胱厚;粗理薄皮者，三焦膀胱薄;疏腠理者.三焦膀胱缓;皮急而无毫毛者，三焦膀胱急;毫毛美而粗者，三焦膀胱直;稀毫毛者，三焦膀胱结也。”提出膀胱有厚薄缓急直结之不同，而且在此文后又说“厚薄美恶皆有形”，表明《内经》认为三焦为有形之腑。与《难经》观点不一。
鉴于以上五个方面的理由，尤其是既有学术争鸣，更有师承授受，形成医学流派具备了基本的条件。而且在《汉书?艺文志》中又记载有医经家、经方家之不同，前者在研究中医理论，后者侧重临床方药，各研究不同领域。任应秋先生认为这是医学流派形成的明确文字记载。
对于任应秋先生的观点，亦有不同看法，有人认为，一种学术见解能否在学术上形成系统，成系统者可称之为流派，不成系统者只能称为一家之说。河间、易水、伤寒、温病四大派的存在没有争议，但古医经、古经方是源不是流，而东汉以后研究《内经》或《难经》诸家，不仅没有就某一新的见解发展成为系统，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各不相同，他们唯 一的共同之处只不过都是以阐发经旨作为统一命题而已，医经学派不能成立。经方诸家，尽管从六朝至北宋之间，历代对方剂学十分重视，金元以后又有不少医家对经方很重视研究，但二者无共同之处，前者是收集整理经验方，后者是研究仲景之方，只能算方剂学的两个小学派，因此提出，战国及以前的医学流派是源不是流，不同意学派产生于战国时期。
《中医各家学说》五版全国教材又提出了学术流派产生于汉代以前，既不同意纪晓岚的“医之门户分于金元”之说，又不肯定任应秋先生医学流派源于战囱之论点。在教材中提出：“这一时期，有不同的师承授受关系，又有不同的学术理论见解，出现学术上的争鸣，说明早在汉代以前，就有了产生医学流派的条件”，但肯定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，缺乏充足的史料，而伤寒学派是众所公认的。《中医各家学说}五版教材首先介绍伤寒学派，该学派的宗师张仲景为汉代医家，由于其《伤寒杂病沦》的成书，才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有关内容，学派因之而产生，因此，教材中提出，学派之产生，zui迟不应晚于汉代。
以上可以看出，对医学流派的产生时代，大致有三说，一为战国以前，二为汉代以前，三为金元时期，形成了学术上的争鸣。
二、学派的划分
关于学派的具体划分，历来学者的看法也不尽一致。民 国时期谢观先生在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一书中，将其分为七个学派。纪晓岚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提出“医?之门户分于金元”，倡金元四大家刘完素、李东垣、张子和、朱丹溪各成一派。早在明代，王纶于《明医杂著?医论》中倡四子大全之说，提出“外感法仲景，内伤法东垣，热病用河间，杂病用丹溪”。将张仲景、李东垣、刘河间、朱丹溪作为不同学术观点的代表人物，对后世学派的划分有着一定的影响。《中医各家学说》二版全国统编教材提出了河间、易水、伤寒、温病四大学派，《中医各家学说}四版全国教材提出了医经、经方、河间、易水、伤寒、温热、汇通七个医学流派，《中医各家学说》五版全国统编教材又将七大医学流派改为伤寒;、河间、易水、攻邪、丹溪、温补、温病七个医学流派，众说不一。为什么对学派划分出现不同见解?这与研究者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有密切关系，为此，我们应当正确看待。
学派的划分原则或标准，不外乎两个方面：一者是在学术上的共性，或共同研究一个领域、课题，或在学术上有共同的见解;二者是有一定的学术联系或继承性，或属师承授受，或为私淑。所谓私淑，指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，但后人尊崇、学习前辈的学术观点。有此二者之一，划为一个学派就不可非议。但具体到不同的医家，由于研究者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，可以有不同看法，以朱丹溪为例，其师承于刘河间的门人罗知悌，而且其学术上受到刘河间火热论学术思想的影响，故将其归属于河间学派是有根据的：但是，朱氏提出了“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”的观点，倡导滋阴泻火的治疗法则，于杂病又提出以气、血、痰、郁辨治杂病的观点，其门人甚多，成为金元时期滋阴学说的代表和杂病治疗大家，将其划为一个学派的宗师，也是有充分理由的。再如，李东垣学医于张元素，受张氏脏腑病机学说的影响，注重脾胃内伤病的研究，创立了脾胃内伤论，张元素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，将李东垣归属易水学派是无可非议的。但李氏脾胃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其门人与私淑者亦甚多，后人称其为“补土派”的代表，将其另立一个学派也未尝不可。鉴于学派的划分是后人研究前人学术发展沿革的一种方法，因此，研究者认识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，会产生不同见解，是不足为奇的。也正是由于各个研究者分析问题角度不一，更有利于我们对中医学术发展和医家学术思想的深入，可以避免片面之弊病。此外，对于学派的划分，亦有以地域为界者，如江南新安地区，历代名医辈出，被后人称为新安医学派。有以南北地域区分医家，分为南方派、北方派者，也是一种划分方法。还有以临床处方善用仲景方者称为经方派，凡不善于或不拘泥用仲景方者，统称时方派，则又是一种流派划分的方法。对此，笔者认为：对于学派的具体划分和医家在学派中的归属，不必强求统一，只要研究者有划分学派的具体原则，具体划分时有其理由，立论有据，便不必过多论其是非。
第三节 研究学术流派的意义
中医学术发展历史悠久，名医辈出。每一位著 名医家的成功都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，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，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，更有所创造、有所发明、有所前进，形成了个人的独到见解和学说，因而形成了学术上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局面。我们要研究中医学术的发展，深入研究每一位医家的理论见树与临床经验;脱离了其学术上继承性的了解，往往难以深入。因此，研究学术流派就有着十分积极和重要的意义。其主要意义有二：其一，通过学派的研究，可以理清中医学术发展的思想脉络，总结学术成就取得的历史经验，为我们今后中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;其二，通过学派的研究，可以更深入研究每一位具体医家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，分清其中哪些是对前人的继承，哪些是继承中的发展，哪些是个人的创新见解与经验，以便更好地为今日中医学术发展发挥作用。
例如，张仲景之《伤寒论》问世至今，注释研究者不下千余家，有从文字注释者，有从医学理论研究者，有对其方药进行研究者，还有从临床应用研究者：他们采取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也各不相同，有从《内经》《难经》-等经典理论角度分析者，有从病机角度分析者，有注重研究其辨证方法者，有对其遣药组方、治则治法研究者，还有从版本、条文编排、文字错筒进行研究者，不一而足。若从伤寒学派的发展角度去研究，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，就会发现，金元以前众多医家研究《伤寒沦》.多从研究伤寒病入手.偏重于如何提高疗效，把仲景《伤寒论》仅作为二部研究伤寒病的代表著作，认为其成就突出而已;因此，对其条文字义，内容编排、方药理论研究诸方面均不侧重，故尔，或补充临床方药，或重新汇总编排，或抒己见，并未把《伤寒沦》作为经典：而金元以后研究《伤寒论》诸家.将《伤寒论》奉为经典，因而在条文次序上产生了错简与非错简之争(所谓错简，是古代写书以竹简代纸，错简是指文字次序有错讹之处)。对仲景之方.则多从理论与应用角度进行研究，但很少有对仲景之方加以补充与修定者;进而又有对伤寒三百九十七法，一百一十三方研究者，有对六经分经研究者，有对六经实质探讨者，使对《伤寒沦》这部原著的研究不断深入，这些都是受《伤寒论》学术地位提高，被奉为中医经典著作的影响。通过这一学派的研究，对我们今后如何进一步研究《伤寒沦》，会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，从中得到启迪。
又如，探讨朱丹溪的学术思想，若仅从其代表著作中研究，虽可以看出朱氏于杂病的证治中以气、血、痰、郁进行辨证，亦可发现其阳常有余、阴常不足及相火论的认识观点。但欲进一步理解其学说，若不从学派师承角度去分析研究，则难以深化。朱丹溪从师于罗知悌，罗知悌又是刘河间的再传弟 子，其将刘河间、李东垣、张子和诸家之书传给朱丹溪学习。朱丹溪虽另成一派，但其学术渊源于刘河问、李东垣诸家，可以说朱氏之说是河间学派发展的一个分支，又是易水学派之绪余。其宗刘河间之学，刘氏探讨外感火热病机，反对外感热病滥用温燥之品，朱氏则提出内伤亦易生火热，大倡阳常有余、阴常不足之论，提出相火易动，内热易生，阴精易伤，力主滋阴降火，也强调火热病机的重要性。从二者之间学术上的师承角度去理解朱丹溪之学，则更易深入。但朱氏论相火又提出“相火为人身动气”、“相火妄动为贼邪”，此说又与李东垣“火与元气不两立，一胜则一负”的观点相一致，均从内生火热角度阐发内伤杂病病机，只是东垣侧重于气火失调病机的阐发，而朱氏则强调火伤阴精病机而已。东垣之学对丹溪学说的形成亦很有影响。此外，朱丹溪提倡杂病治郁之法， 强调气、血、痰、火、湿、食六郁致病，治疗时强调当从中焦人手，认为郁证以“阳明为多见”;而李东垣则认为脾胃为人身气机升降之枢，脾胃内伤，百病由生。联系二者，可以看出朱氏治郁从中焦入手与东垣脾胃升降学说关系密切，既有继承又有发展。可以认为，注重学派研究、注重师承关系与学术上的继承性，对深入探讨医家的学术思想，充实发展中医学术，是十分重要的。
但应认识到，学派的研究并不是研究中医历代各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zui佳方法，亦有其不足之处。仅从学派分析医家的成就，往往有以偏盖全之弊。如叶天士、王盂英均是温病学派的中坚，若仅从温病学派角度研究二家的学术成就，则往往忽略二人在杂病治疗方面的理论与经验。又如，喻昌是伤寒学派代表医家之一，其三纲学说颇有影响，但仅从伤寒学派研究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，遗漏其对大气、秋燥及杂病方面的研究成就，亦不能全 面反映其学术思想。因此，学派的研究对中医学术思想的沿革、发展，对医家学术思想的研究，均有积极重要意义，但不是唯 一zui佳方法，应当正确认识，恰当对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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